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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贻斋和杭州古旧书店

来源:书架,儿童书架,资料架,书柜,图书架--北京豪钧同力科贸有限公司 | 发布时间:2015-1-19 | 浏览次数:
宝贻斋和杭州古旧书店
古籍书店卖书的形式,从种类上分确实大同小异。在我的经历中,杭州古旧书店的卖书方式是较为奇特的。

  —— 得书记(十)

  古籍书店卖书的形式,从种类上分确实大同小异。在我的经历中,杭州古旧书店的卖书方式是较为奇特的。

 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古书拍卖刚刚兴起。那时的爱书人,对古书进入拍卖场有着本能的抵触情绪,认为那里是大款炫富、斗富的地方。拍卖之前的得书主要渠道,还是各地的古籍书店。我在那个时期的认识高度也是如此,现在每每想到那时的经历,就会跟今天的纸媒与新媒体之争联想到一起,不知道这是否算得上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,但我的私心还是固执地依恋着纸本书。在二十年前,我绝不会想到,更不会承认,得到善本的主渠道会变成拍卖会。

  我的买书生涯也是从琉璃厂古旧书市开始的。有那么几年,我调到天津工作,大量买书的阶段也是始自此时。天津古籍书店的二楼,线装书上架质量仅次于中国书店,而那时的线装书也大致可分为三类:一类是用石印技术复印的古书,当然这里指的是晚清民国的印本,这种技术印出之书,除了通常所见之外,大多数比一般的清代坊刻本还要贵,因为那个时候,人们买书大多看重内容。第二类是旧版新刷,1949年后大多数私人和书局所刻的书版都归了公共图书馆,但市面上仍然需要这些书,于是有些出版社就借来书版,再用手工技法刷印,比如文物出版社就曾刷印过嘉业堂的书版。这类书当时很便宜,我记得当年八千卷楼所刻的《武林掌故丛编》,有几百册之多,而这么一大套书售价才几百块钱,比当时的新书还要便宜。真不明白一页一页手工刷印出来的书,为什么价格如此低廉。那个时候,还有特殊的一类线装书,我把它称为第三类,那就是电火花扫描本。这种技术,本是七十年代初期军用的一种技术,不知哪位聪明人把它应用到了古书的复制上,这种机器应该是复印机的前身。我不太喜欢这类印本,因为这种技艺当时并不成熟,印出的书看上去不清晰,有很多三朝递修本中常见的墨斑。

  某天,在天津古籍书店翻书时,看到了一册电火花扫描本的新印线装书,书名叫《书林碎录》。我不知道该书出版时原本就是如此,还是被人用这种方式复印了拿出来卖,虽然我不喜欢它的模糊,但这个书名很吸引我。此书的编者名叫严宝善,那时我还没有听过这个名字,几年之后才听拓先生讲到他,说严宝善鉴别古书的眼力好生了得,是古书界江南三老之一,被称为“江南三只眼”中的一位。当时我翻看了此书的序言,得知该书是严宝善从蒋氏别下斋所藏的《耆旧墨渖》中抄录出来的关于书林掌故的文章。这类文章很对我的胃口,于是我花二十元把它买了下来。

  此后不久,我又在书店里买到了严宝善的大作《贩书经眼录》。此书三十二开精装,设计得颇为典雅,买回去细读,从中了解到几十年前书界的许多逸闻,尤其让我爱看的是,严宝善谈到自己卖出的书都卖给了哪些人。他提到的这些人中,有我所熟识的藏书家如范景中先生、田涛先生等,这些人的名字不止一次出现在此书之中。看到他们以那么便宜的价格买到如此有价值的善本,我羡慕得不得了,真盼望自己也能从这位严宝善先生手中得到几部好书。后来,我无意间跟书店的彭经理聊到了这件事,他说实现这个愿望很容易,因为他跟严宝善先生很熟。我闻之大喜,立即请彭先生带我到杭州去见这位严先生。

  在杭州民间收藏品交易市场,我找到了严宝善所开的古旧书店,店的匾额上写着“宝贻斋”。严先生看上去七十多岁年纪,清瘦矍铄,说话也轻声慢语,颇有儒雅之风。宝贻斋面积很小,他把我让进店内坐下,里面已难容他人。我感觉到店的面积不到十平方米,除了门口的玻璃柜台外,里面仅有两个书架。我在书架上翻检一过儿,未能找到难得之本。严先生看出了我略显失望的神态,从写字台下的小木门内拿出了几部书,我翻看一过儿,基本上都是清三代的精刻本。也许严先生认为我也就能看懂这类书。我觉得有必要显示一下自己还没那么肤浅,于是跟他说,我想看几部稿抄校本。他的眼睛一亮,没言语,收起那几部精刻本,又从小木门内拿出一部书,随手一翻,竟然是满批满校。问价格他说两千,我没还价,如数付款。就那个时候的书价而言,这两千块的开价的确很厚道。

  买下了这部书,我又在店里四周张望,边看书边听老先生聊天。他给我讲了宝贻斋的来由,这个堂号是由他的父亲在四十年代创办的。他的父亲叫严子厚,也是杭州有名的藏书家,藏书量最多的时候有三万多册,后来因为经济原因,就在杭州的平海街开建了宝贻斋旧书店。1958年时搞公私合营,此店就并入了杭州古旧书店,严宝善由此也就成了古旧书店的员工。我想起自己带来了他的著作《贩书经眼录》,拿出来请他签名,老先生再三辞让,说自己的字写得太难看,无论我怎样说,他都坚决不签。后来,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方印章,又拿出一个圆形瓷制的印泥盒,在这部书的扉页上给我盖了个章。章刻得不错,是细朱文,上面刻着“严宝善敬赠”。后来我在不少书友的书架上看到此书,大多都钤有这方章,但我在田涛家看到的此书,却有着严宝善的墨笔题名。我看那笔字,写得挺有功力,看来老先生是不轻易下笔,或者说,交情不到不给题字。我觉得自己应当是后者。

  我们又聊到了他的另一本书,就是《书林碎录》。他告诉我,此书本是从一些藏书家信札中集出来的书林掌故,这些信札是一些藏书家的墨迹,有吴骞的拜经楼和蒋氏的别下斋,当时开价七百元,准备售给上海图书馆。但上图觉得贵,就未收此书。转眼的1965年,这部手札裱本卖给了浙江省图书馆。里面收的这些藏书家墨迹,他自己整理了一个藏书家目录,也收录在了《贩书经眼录》中。他还告诉我,这个影印本的原本全部是请衍芬草堂的后人蒋仲青书写的。

  这趟杭州之行,也许是因为我期望值太高,从宝贻斋出来后,感觉到意犹未尽,于是问彭经理,到哪里还能看到古书。他打了一通电话之后,把我带到了杭州古旧书店的仓库。这个仓库在一座白色的楼房内,此楼仅二层,从外观看,之前应当是某家街道工厂的厂房,型制上是横式的一字型,外墙浮皮潦草地刷着白粉。书库在此楼的二层。楼的侧面有上楼的简易水泥梯,二楼的门口没有任何匾额,进入库内顿时感觉别有洞天。因为这个仓库是用旧厂房改造而成,所以里面很是敞亮,高度估摸着有四五米,整齐地排列着一排排高大的书架。说是书架,其实就是货架上堆满了书。架子是由角铁焊成的,上面再横向辅上木板,每层的间距在半米以上,整个书架的高度接近屋顶。我觉得书架上面的几层,要使用多层的梯子才能去放书。每个架子上都摞着线装书,这些书的特点就是都没有函套,一眼望去,黄白相间,颇有视觉上的美感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毛病:只要见到大批量的线装书,就跟打了兴奋剂似的,顿时有了十二万分的激动。如果此时测试幸福指数,那我的一定会爆表。这种幸福感肯定能赶英超美,甚至能够超过老鼠掉在米缸里。我早就觉得,应当把那首网络歌曲《老鼠爱大米》嫁接成《爱书者之歌》。

  那天我犯了一个错误,就是没有事先问明书价。在这几百平方米的书库里,仅有我一个人,仓库的管理者从头至尾只坐在门外,并不进来监督。而所有架上的书,都没有侧签,自然也就没有标价。我在各地挑书,最怕的就是一堆线装书没有价格,等选完之后再报价,就有看人下菜碟之嫌。所以那天的情况也让我有些微的忐忑,担心结账时,对方报出的价格让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。有了这种心理预期,我在挑书的时候就放不开手脚。书架的上一层,因为太高所以也没有上去翻看,而够得着的地方基本上是残书,但这些残书却质量很高,这是跟其他书店很不同的一个地方。这些残书中,有大量的明嘉靖之前的白绵纸本,有些是书的头本,牌记、序言、目录均在,这种书不同于一般的残书,这很可能是整部书拉散者。我常在书店中看到一些整齐的线装书,却没有头本,老店员告诉我,以前旧书店售书,是送到买主的家中去,但大部头的书背着去很沉,所以就只带上头本,书要先放在买主的家里一段时间,买主再决定是否要。待买主同意后,再把其他的书搬去;如果不要,再把头本取回,但是因为诸多原因,比如说伙计辞工了,买主搬家了,或者是送的家数太多忘记了等等,头本就不能归还回来,这就使得越大套的书越容易缺头本。这个故事让我印象很深,所以我看到大部头的头本书,都尽量买下,以期待着有一天给某部书配上头本。今天竟然找到了二十多册头本,这种概率真是前所未有。

  我在这书架中,还翻到几册特别的版本,书名倒是很常见,是《资治通鉴》,刻书的字体是元代典型的赵体字,再细看纸张,绝非寻常所见的竹纸,却为黄麻纸无疑,我断定这肯定是元刻本。这个小发现让我兴奋不已,这种高兴劲儿一上来,我就没再继续翻看下去,抱上自己挑出的一摞书,把这几册元刻本夹在中间,高高兴兴地出了书库。

  书库的门口有一张小方桌,桌子很小,长度不过半米。看库的店员坐在一把旧木椅上,趴在桌子上打盹儿,听见了我的脚步,示意我把书放在小桌上。他并不一本本地翻看,而是冲着那一摞书用拇指和食指每一本捏一下,看样子是在点数,数完之后跟我说:“三十八册,三千八。”这种计算书价的办法,我是第一次见到,试探地问了一句:“不分版本,只按册数来卖?”他乜斜了我一眼,咽了口吐沫然后说:“他们没有告诉您,这里的书无论大小,一律一百块钱一本?”我听到这句话后,第一反应就是想再回书库里去挑书,但是这位看库者说不能再进去,因为他要下班了,这让我后悔不迭。早知如此,那还挑个啥劲儿,挨架子打上捆儿,往外搬就行了。但此时也就明白了,那四册元刻本的《资治通鉴》,的确是捡了漏儿。严宝善老先生经营古书几十年,他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从未经手过一部像样的宋版书。我今天捡到的这个便宜,虽然只是个元版,但也非寻常可得之物。在那个时候,一册元版书的市价已经达到了一万元。而我仅以一百元得之,怎么说都近于白捡。

  那场捡漏儿的经历,让我对杭州古旧书店留下了美好印象。此后不久,又再次来到杭州,希望重温上一次的美好。但美好的事物之所以让人回味无穷,就是因为它不能再来一次。我这次来到杭州古旧书店,正赶上那个库房要搬到他处,已不让外人进库选书。过了一段再去杭州时,古旧书店已经搬到了一段小胡同的平房里,店面仅两间房,摆着几架子线装书。翻看一过儿,已找不到可仪之书,这让我真真地感受到,没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。美妙的一瞬,想要历史重演,那只能停留在愿望这一档中。

  几年后的2000年春天,我到上海参加博古斋拍卖会。在拍场内,我意外地看到了严宝善老先生,这是我唯一一次在拍卖会上见到他。他坐在我后面隔着两排的位置上,有一位年轻人陪伴着他。我看到那位年轻人扶着严先生颤巍巍地坐了下来,感觉他比几年前我见到他的时候,又老了许多。我没有过去跟他打招呼,这倒不是我的无礼,而是担心自己想拍的东西跟他有重叠,遇到此况,双方都会尴尬。果然,拍到《乔梦符小令》时,他身边的那位年轻人开始举牌,而这也正是我想得之书。此书著录国内公共图书馆仅上图一家有藏,而上拍的这一部,正是上图的旧藏,应当是后来退还之品,如此说来,该书也算是海内孤本,而起拍价仅三千元。我觉得一万元应该能够拿下。严先生指挥着那位年轻人举牌,我不想跟他争,希望等他举不动时,我再跟别人争。然而,老先生竟然举过了一万两千元,这个价格远超当时的行市,看来老先生的价格能够跟得上时代。我在现场还看到范景中先生也在举牌,希望争得此书,但最终的结果是被一位不认识的人以一万六千元拍去了。此书甫一拍完,严老先生就在那位年轻的人搀扶下离开了拍场,看来这一场拍品中,他只对此书感兴趣。

  那场拍卖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,几年之后,就听说他已归道山,他的孙子接掌了宝贻斋,继续经营古旧书。黄舰曾有几次跟我提到过严宝善的孙子,告诉我他的名字叫严晨,对古书也较为内行。2013年初春,我到杭州去寻访藏书楼,找到吴士鉴的旧宅,而今那里已变成了古玩市场。那天正赶上杭州下大雪,正如“江南的雪,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”。这个古玩市场,是一进进院落的仿古建筑,当时里面仅有我一位游客。我打着伞,走在这灰瓦白墙的古建之中,那种惬意难以用语言形容。里面的店铺大多没有开门,仅有一个商户在门口忙活着,一个大木盆里全是褐色的溶液,里面泡着一些器物,店主正忙着往东西上抹泥做旧。我的观察让他觉得不爽,于是我只好转到了其他地方,无意间看到一个店的名称,竟然是宝贻斋旧书店。在古玩城里能看到旧书店,当然让我很兴奋,猛然想起这正是严宝善老先生的堂号,立即走到门前。门上挂着锁,我扒着玻璃向里张望,里面光线太暗,我没有看到任何线装书,反而注意到了窗台上放着几盒名片,门上还挂着一个牌,上面写着“有事请打电话”,名片的落款正是黄舰告诉我的严宝善之孙严晨。我随手拿了一张,但到今天也没有拨打严晨的电话,因为每次看到这张名片时,我都不知道拨通后跟他说什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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